企业家亟需补课“政治经济学”
· 全文共 8934 字，阅读时长约 21 分钟
· 本文来源：亚当斯密经济学（刘胜军微财经出品）
作 者 | 刘胜军
【“马云外滩演讲门”，看似偶然，实则是缺乏对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深刻认知所导致的“误判”】
“路径依赖”是所有国家制度演进的重要规律，但这一点的极端重要性却时常为人忽略。诺奖得主诺斯考察了西方近代经济史以后，认为一个国家的制度变迁存在着“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现象。简言之，每个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脱离其历史和文化的影响。
经过 40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并没有成为西方观察家所期望的那种“华盛顿共识”体制，而是演化成了一种不为世界所知的独特模式：不断增长的市场经济不仅没有削弱国家相对于市场的权力，相反，国家通过经济转型增强了自身的权力。
由于缺乏对中国历史传统的研究兴趣和理解能力，西方学者长期以来对中国抱以与现实脱节的预测和想象。一旦这种一厢情愿的期望落空，失落感和不适应又主导了西方社会的对华情感。正是这种“认知上的断层”导致美国一些人得出“对华接触政策失败”这样的错误结论，将中美关系导入冲突的险境。
“路径依赖”的概念对理解当代中国尤为重要：
• 中国是人类社会唯一未曾中断的古老文明。王岐山副主席 2018 年在新加坡创新经济论坛中的发言就强调了历史逻辑的重要性，“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才能理解中国选择的道路、理论、制度以及文化支撑。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巨大成就，离不开新中国成立以来近 70 年的艰苦奋斗；而要理解近 70 年的新中国历史，必然追溯到 1840 年。从被列强打倒的那一刻，不屈的中国人民就一直苦苦寻觅再次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五千多年一贯的中华文明历经苦难和辉煌，独特的历史文化决定了中国只能走有自己特色的道路。人类史上的复兴，是对有过辉煌的历史而言。”
• 正如《历史的终结》作者福山所指出的：如果从历史角度来探讨，中国是第一个发展出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现代国家”的地方，比欧洲早了 1800 年。
由于缺乏历史的视野，西方观察家难以理解“中国特色”的含义。甚至不少国内的经济学家也误以为“中国特色”只是一种修饰而已。但事实上，与日本近代的转型不同，中国没有简单放弃强大的历史文化传统，这种心理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末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因此，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句点睛之笔时，大部分人强调的是前半句“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而忽视了后半句“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而过去几年的实践证明，前半句、后半句都是重要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是，绝大部分学者都忘记了“路径依赖”，而是习惯于按照美国模式来思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结果导致认知和实践的偏差。
尤其是围绕“国有企业”的问题，长期成为国内和国际争论的焦点。在国内，有人将国企的扩张夸张为“民企退场论”；在国外，欧美国家视中国为“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但如果把历史镜头拉回到汉代的《盐铁论》，就会产生对国企的重新理解。
要准确理解中国经济模式，必须深潜进入历史和文化的脉络。换言之，要有“政治经济学”的视野，才能准确解读中国经济模式和预测未来演进。长期以来，这是大多数经济学家所缺失的思考维度。
郑永年的《制内市场：中国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学》（英文版出版于 2018 年，中文版出版于 2021 年），在这个维度上进行了深入探究，为“读懂”中国经济打开了另一扇思维的窗户。
以下内容为《制内市场》一书有关“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观点。
--------------------------------
全球经济的三种模式
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可以概念化为“场内国家”（state in market），其特征是市场原则主导国家原则。这一模式建立在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之上。尽管 30 年代大萧条改变了主流经济学的看法，但凯恩斯主义也仅仅是主张政府在经济衰退期间进行干预，市场依然是至高无上的原则。凯恩斯主义只是扩大了政府的作用，而没有取代市场。
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形成了“发展型国家或战略性资本主义”。这一模式将国家和市场主体绑定在一起，企业在全球舞台上得到国家的充分支持。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韩国并没有大量的国企，其代表性企业如丰田、三星是市场化的民营企业。国家参与了许多与私营部门进行协商和协调的机构，通过工具来指导市场，政府相当于企业的“经济总参谋”。
与以上两种模式不同，中国的经济模式可以概括为“制内市场”（market in state），其核心特征是国家对市场主体有绝对主权，国家通过经济部门对工业、金融、土地进行控制，并对强大的民企进行全面吸纳。虽然中国也拥有巨大的市场，但市场必须服从国家。因此，把中国仅仅解读为“凯恩斯主义”是很有误导性的。虽然市场已经成为国家最重要的应用之一，但其地位总是次于国家。对国家而言，现在的问题不是市场是否应该存在，而是国家如何有效“利用”市场。
历史和文化的基因
中国之所以逐步形成“制内市场”，有着强大的历史逻辑。
法国历史学家 Jacques Gernet 指出：
• 在中国，国家就是一切。国家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既定的现实。
这一点，尤其与美国形成强烈的反差。美国最初是 13 个州的松散联盟，为了反抗英国才极不情愿地联合在一起。从一开始，美国理念的核心就是“限制政府”、“小政府”、“有限政府”。
在中国历史上，经济被认为是皇帝仁政的一部分，政府并不认为经济是一个自治的领域。经济是被管理的，更像是为国家服务的工具。中国没有与“economy”对应的词汇，“经济”自古以来是“经世济民”的缩写。
国家的管理来自君主对所有财产拥有所有权的皇权思想。《诗经.小雅》写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最能代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是汉武帝去世五年后辩论形成的《盐铁论》，这是中国政治经济学领域最好的作品：
• 法家学派主张将盐、铁等产业国有化，作为公共收入等来源。私营企业可以调动这些产业资源，从事造反性活动，因此必须建立国家垄断。
• 儒家学派重视市场的作用，认为财富集中在国家手中，会阻碍个人的积极性。
在中国历史上，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称均衡”。国家权力对市场的主导，常常导致“经济国家主义”，国家对市场重度干预甚至取而代之。这种国家扩张和撤出的循环，是中国政治经济中一个反复出现的特征。“经济国家主义”是国家主导的极端例子，通过削弱甚至消灭私营部门来控制经济。
有时，在中国，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变得极为广泛，包括王莽改革、王安石变法、朱元璋变革以及 1949 年后的第一个 30 年。
德国历史学家魏特夫提出了“水利帝国”这一术语来描述中国强大的中央政府，即为了完成庞大的水利工程，国家不得不组织庞大而复杂的官僚体系。
有时候国家会采取“国有私营”模式，例如清代两淮盐场的运营，涉及 40 多万人，但清政府并未将这些人纳入官僚体系。苏州的皇家工厂也是很好的例子。Thomas Metzger 给出了解释：
• 如果商人被官员取代，官员的工资就会吞噬大部分利润，而且有腐败。此外，官员往往不擅于处理商务，难以提供所需的技能。
在洋务运动中，李鸿章率先使用了“官督商办”这个词，因为私有制比国有制更有效率。结果，清朝的最后 10 年成为私营企业的黄金十年。
财政是核心
经济学大师熊彼特指出：财政体制是经济秩序的核心。他写道：
• 在某些时期，财政几乎解释了所有重大事件。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水平、社会结构、可能准备的行动……都被写进了财政史。
在中国历史上，帝国财政的来源除了税收、劳役等基本财政制度外，还有非税收渠道——国有部门，管理者主要是皇帝的亲信。皇室的供给是帝国财政制度的一个关键问题。皇帝、财政代理人和庞大的税基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帝国财政生活的核心动力。
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形成了“九四体制”，试图缔造出“强大的国家能力，巩固政府的权威。”这一体制意料之中的结果是大型国有银行的崛起。意外结果是地方政府的公司化以及地方政府全面控制下以土地为基础的经济和房地产的快速发展。
自 1998 年以来，土地和房地产的增值都超过了 GDP 增长。截至 2017 年，中国拥有 586 座 200 米以上高层建筑，占全球一半以上。“九四体制”一个长期结构性问题是地方政府缺乏稳定的财政来源。
历史上的变革
王莽变法是帝制中国经济和制度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其本质是一次国家主义的社会实验：
• 宣布土地和奴隶的公有
• 将主要商品市场国有化
• 彻底改革货币体系
但是王莽推动的强力垄断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市场失灵，货币体系崩溃，最终彻底失败。
宋朝的王安石变法是经济国家主义的第二次高潮。宋朝的 GDP 占全球 50%，控制了地球上最富裕的社会。王安石变法凸显了利益博弈的复杂性：其改革触犯了与官员关系密切的土地精英的利益。激励不兼容导致执行细节也出了问题：在财政收入增加的同时，财政代理人的私人财富以更快的速度增长。结果，新政成为腐败和低效率的源泉。
动员经济
1953-1979 年这段时期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高峰期。用计划经济来概括并不准确，更好的描述是“动员经济”，其特点是政治军事动员，而非有序的计划。中国的指令性经济从来没有建立过苏联式的经济核算体系。即使在工业化程度最高的上海，也是如此。
从 1957 年 7 月到 1958 年底，参加炼钢的劳动力从几十人增加到 9000 万人，占人口的 1/6，最终的结果却惨不忍睹，导致相当于 GDP 3.8% 的直接净损失。60 年代的“三线建设”是另一次全国性动员计划。
“大跃进”的失败，凸显出动员体制的一个基本张力：虽然动员可以调动起对一个集体任务的热情，但缺乏内部的激励机制调动人的积极性。
如今，中国地方金融和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于土地和自然资源的金融动员，这种模式导致对社会生产性产品（如公共教育、医疗）的投入不足。这种模式难以无限期延续，当土地和资源枯竭时，经济将面临巨大危机的风险。
1978 年后的市场化与政治吸纳
大部分经济学家未能意识到：市场化只是改革开放进程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是市场行为者被强有力地整合进政治里。
“傻子瓜子”被作为私营发展的标志性案例。傻子瓜子和年广久一开始就得到上层保护还有一个原因：公司的规模小，保证了其代表性和可控性。
与傻子瓜子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大邱庄案例。和傻子瓜子一样，大邱庄长期在法律边界线上挣扎。但是只有当禹作敏出现“政治越界”时，法律手段才开始使用于他。禹作敏不仅公开挑战农村的制度缺陷和社会主义的官方定义，而且号召村民与警察对峙。结局是不难想象的，最终他在 70 岁时死于狱中。
90 年代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国企的自由化、央企的合并和对新市场力量的政治吸纳。1994-2001 年 98% 的国企要么被出售给民企，要么被改组为股份公司。
一个影响深远的变化是，私营企业家得到官方认可和获得非正式的政治归属。
中国与西方和东亚发达经济体的一个区别在于：在其他国家，最优秀的人往往选择在薪酬最高的金融、商业、法律等私营部门工作，而中国的顶尖人才更喜欢广义的国有部门——政府、事业单位、垄断企业。
国家的控制
虽然中国市场化程度有了很大提升，但资本、土地和自然资源仍然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尽管住房市场已经高度市场化，但地方政府依然是一级土地市场的垄断者。政府在能源、电力、通信、铁路等领域保留了垄断地位。尽管经济学家一再呼吁金融改革，但政府主导的金融模式从未受到根本挑战。中央政府有三个代理人：
• 将城市土地委托给地方政府
• 将基础设施和自然资源委托给央企
• 将大部分信贷功能委托给国有大银行
国家为私人市场行为者设置了各种制度天花板，大型私企依赖国家提供保护和市场准入。结果，私营企业家只有两个选择：
• 维持较小的经营规模
• 与国企和地方政府合作
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私营企业才能成功地获得长期融资，或多或少地成为自主的经济行为者。
中国处理国家和市场的关系有一个经验主义的简单法则：
• 每当国家觉得有必要刺激经济效率时，它就会把边界抬高一些，为市场留出更多空间；每当它觉得有必要强调秩序和控制时，就把边界降低一些，为自己的代理人争取更多空间。
国家与市场
与发展型政府不同，中国的资助不仅限于物资和制度基础设施，还包括人员、资金和其他资源方面的积极支持。
比亚迪案例：比亚迪与深圳市建立了密切关系，2010 年比亚迪 F3DM 获得国家和深圳市的购买补贴（最高达汽车价格 40%），深圳市政府与南方电网合作建设了首批汽车充电站。2011 年比亚迪电动汽车成为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官方出租车和公交车。西安市政府不仅为比亚迪提供廉价土地，还帮助建设了道路、搅拌站、住宿等设施。
互联网巨头：在传统的基础设施领域，国家可以凭借央企和国家对资源和基础设施的主导权来主导。在互联网领域，关键是技术和数据，因此国家所有权是不可想象的。官方媒体曾推出国有搜索引擎，但进展甚微。（世界级难题：如何把阿里关进监管的笼子？）
房地产：在所有商业部门中，房地产开发商与地方政府的利益联盟是最紧密的。王健林曾经说，“中国是政府导向型经济，没人敢说自己能在毫无政府关系的情况下做生意。”土地货币化和房地产的兴起，代表了宏大的社会财富和权力的再分配，其范围和速度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住房成为城镇居民社会不满的主要来源。
国家吸纳和主导的机制
90 年代，国家正式认可民营企业家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企业家经由工商联、政协、人大的机制被政治吸纳。根据工商联的调查，51% 的私营企业家曾在政协、人大任职，大部分是县市一级。2012 年的调查发现，1/3 的私营企业家是党员；而拥有亿元以上资产的企业家成为党员的概率为 53.6%。2015 年中国 1271 名最富企业家中有 201 人参加了全国两会，人均财富 12 亿美元。
国家与私企关系的核心在于：私企提供经济、就业和税收贡献，国家为私企提供政治支持和其他制度支持。
在 2015 年淘宝与国家工商总局的冲突表明：国家在市场化、数字化的时代，已经失去了一些政治阵地。但是一旦私营越过红线进入禁区，情况就会变得危险。边界是不固定的，随时可能改变，这在投资山西煤矿的浙商身上得到了生动体现。一旦政策发生变化，企业家的命运会立刻被改变。（马云命运结局推想）
尽管市场得到了极大发展，但并不意味着国家主导被放弃了：
• 国家主导的结构并未显著衰弱，只是变得更加制度化，并以强大的央企和新的金融体系体现出来。无论私企规模大小，罩在它们头上的鸟笼经济依旧存在。
• 私营企业家的影响力和威望依然来自国家的支持。一旦政治动态发展到必须牺牲联盟的程度，私营企业家将首当其冲受到法律制度的惩罚。
• 在中国普遍的政治经济秩序下，私营企业家通常是纯粹的经济动物，它们的政治野心被抑制。
国有部门：放大版的家庭自留地制度
在以日韩为代表的东亚新兴经济体的“雁行模式”中，国家帮助建立能在国际舞台上竞争的国家冠军企业，中小企业集中于国内市场。而中国的情形是：国家冠军企业是国内的国有垄断企业，而全球竞争力则来自数百万家中小企业。对中小企业而言，进入全球市场比进入国内市场更容易。相比日韩，中国生产的同类技术水平的品牌和领先产品较少。
2013 年国企上缴国库 3.6 万亿，占企业三大税种（增值税、营业税和所得税）60%。仅 110 家央企就贡献了 2.8 万亿，占中央财政收入 46%。中国国企在 2017 年《财富》全球 500 强中占了 89 家。央企利用关键行业的垄断地位，在 2008-2013 年总资产翻了一番。
可以把家庭自留地制度看成一个小型的政治经济体制。国有部门这种放大版的家庭自留地制度是权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国有部门是政权经济可持续性的最低制度保障。国有部门主要是为中央政府服务的。
按照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统治者要为子民提供经济福利。就此而言，国有部门不仅要为政权创造收入，还要：1）平衡其他经济部门；2）建设私营部门无法解决的重要基础设施；3）应对经济危机。即使私营部门出现衰退，国有部门也能在短时间内调动各种资源来促进经济；4）通过国有部门，国家有能力将市场置于国家的权力之下。
国企与政治
国企是中国政治舞台上不可忽视的力量。
新国企的崛起，是中国政治经济中最深刻的结构性变化的一部分，这个结构性变化就是政府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复苏。与计划经济时期的“旧国企”相比，“新国企”承担的社会责任少得多，享有很高程度的自主权，很大程度上不受市场经济力量的影响，也不受政府的财政和行政控制。监管部门和法律部门对政治力量强大的央企似乎也缺乏政策执行力。国家财政对国企收入的依赖，迫使它给予国企管理层更多的操作空间，不难发现“央企绑架政府”的现象。
央企扩张，既是国家10年扩张的结果，也是国家 10 年扩张的重要驱动力。2007 年仅“两桶油”就保留了 1000 亿总利润，几乎是中国用于农村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额的 5 倍。2008 年后央企在房地产领域迅速扩张。据报道，10 个地王中就有 7 个来自央企。截至 2011 年 5 月，安徽省与央企签订了 1.6 万亿的 585 项投资协议。
90 年代的改革，尽管并非有意为之，却催生了一个强化政府主导市场能力的金融体制。一些现金充裕的央企还创建了自己的内部银行，金融自主权进一步增强。
中国的央企与日韩的企业集团有一个关键区别：党任命并管理者央企的管理层。2009 年的中央委员会，有 17 名候补委员和 2 名委员来自央企。2006 年中央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实行党政机关和国企事业单位之间的干部交流”。截至 2011 年底，中国 263 位现任省委书记、省长、副省长中，有 43 人有国企背景。
国企的挑战
2008 年的调查发现，国有部门平均工资水平比私营部门高出 63%。2014 年中央采取措施限制国企高管薪酬。
垄断定价也普遍存在。例如互联网宽带的价格定在运营成本的 300% 以上。根据一项研究，中国人均移动通信支出占收入 5.4%，而发达国家为 1～2%。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年内全部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大幅降低中小企业互联网专线接入资费，降低国际长途电话费。
央企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政府的经济和社会管理轨道。国资委明确要求 78 家主业非房地产的央企在 2010 年 3 月之前撤出房地产，但 2010 年 12 月的调查发现只有 7 家央企真正剥离了房地产子公司。
反垄断成功的案例少之又少，以至于很少有人认为《反垄断法》能驯服央企。即使在商务部敢于站出来的具体案例中，国资委也迅速介入，声称国企合并不属于商务部反垄断管辖范围。
激进的国有部门的增长质量无疑是令人担忧的。将国企视为最重要经济力量来源的国家主义观点，是值得追问的。可以说，央企是对中国“制内市场”体制最根本的挑战。要系统性解决问题，需要很大的政治决心和制度创新。
“制内市场”的总结与展望
“制内市场”模式中，市场的基本逻辑服从于国家的政治命令。国家控制必要的资源和机制，使市场成为一种工具而非意识形态权威和政治原则。在“制内市场”模式下，很难完全采用法治、私有制、产权等制度。中国政府有能力利用资本主义促进经济增长，同时“消化”其政治后果。
在当代，没有任何国家能像中国那样管理如此庞大的市场网络。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 3 次重大危机：1989-1992 年政治经济冲击、1997-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每一次该体制都朝着选择性市场化、有针对性的国家控制和适应全球化的方向加强。
在当前模式中，市场次于国家，社会则服从于市场和国家。这种关系的社会后果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波兰尼在《大转型》一书中指出：
• 现代经济和现代国家应被理解为“市场社会”。资本主义经济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来减轻其更恶劣的影响。如果任其自生自灭，“市场社会”是不可持续的。市场制度是不稳定，它的不稳定导致了恐惧和行动。
历史一再表明，如果社会得不到保护，混乱就会随之而来。《21世纪资本论》的畅销，以及随后特朗普主义的崛起为此提供了完美的注解：华尔街和跨国公司在全球化浪潮中赚得盆满钵满，而产业工人大量失业；华尔街精英为追求丰厚奖金的冒险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而民众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却难以撼动精英体制。最终，美国民众以选择“疯子特朗普”的方式来发泄他们的愤怒情绪，将美国的“市场社会”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
在“市场-国家-社会”这个三角关系中，中国的社会力量太弱，无法建立一个稳定的秩序。1992-2008 年，家庭收入占 GDP 比重从 67% 降为 58%，消费从 48% 降至 35%。许多增长的成果并未分配到普通家庭。
中国和世界经济正处在一个关键点转折点。以美国为中心的“场内国家”已经无力容纳中国“制内市场”的工业能力。如果中国的“市场-国家-社会”结构能向社会倾斜，“制内市场”就会变得更加稳定和可持续，这将是解决中国自身危机和中美冲突的最佳出路。（拜登与中国“极端竞争”的16字方针）
-----------------------------------
“马云们”应该补上一课
“马云外滩演讲门”，看似偶然，实则是缺乏对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深刻认知和理解所导致的“误判”。这样的错误，对企业家而言是难以承受之重，因为现实不可能给你多次的“试错机会”（马云21分钟演讲的21个错误）。
对中国经济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剖析，主要目的并非争论这一模式的优劣，而是为了理解其演进的历史逻辑。换言之，无论你如何评价“制内市场”，你都必须适应它强大的客观存在。
“马云们”应该从“政治经济学”中学会以下道理：
Preview the first 89% of the content for free.